第174章 抛尸深海(1/1)

但晚唐却没有齐桓、晋文这样的诸侯,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,而且受制于太监(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)。

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,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。直到今天,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,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。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——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。

以盛唐时期的国力,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。然而,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,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,而且前不如战国、汉代,后不比宋代,甚至不如明代。作为一种普世价值,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:哲学与价值,道德与伦理;制度与人事;学术与学术环境。其中,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,道德与伦理。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。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。

其中又以儒、法、道三家学说为主体。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: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,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(儒表法里),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。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,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,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(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),因此,汉代有创世之功。除此之外,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,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。

“焚书坑儒”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(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),所谓的汉经学,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。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,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,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,宋儒有发展之功(包括明儒)。

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,空有强大的国力,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。钱穆先生在《晚学盲言》的“政治与社会”曾经这样评论“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,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,前不如南北朝,后更不如宋。

唐代可称述者,除富强外,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。言学术思想,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。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,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。”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。

事实上,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: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(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,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“胡化”所致)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。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,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,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。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,在传统文化方面,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,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。